法治周末：你刚才说，游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但是他希望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趁机而起。

　　王学泰：是的。游民群体最大的时代是在清末。近百年来，社会动乱一直不断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这和中国在1905年过早地结束了科举制度有关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读书跟外国人读书不一样，中国人读书，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。

　　在科举结束以前，读书人的培养方式大多是自学（学校除了私塾外，很少有做系统教学的），待熟读了“四书”，开笔作文，进考场，只要到县里参加过考试，哪怕经过三次考试都给刷下来了，这也就算童生了，县学里就有他的名字了，死了写墓志铭的时候就可以写“业儒”了。如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，不管多博学，死了顶多写个“布衣”，因为县学里没有他的名字。

　　那时大多数人参加科举考试，目的就是捞个秀才，不敢奢望考举人、更不要说进士了。做了秀才，身份就跟一般平民不同了，免国税，到县里见了县太爷不必下跪。那会儿你中了秀才——清代的秀才帽子有了顶子（铜顶子），就要改造门框，增加高度，所谓改换门庭。这些现在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，当时的确是一种身份标志。

　　1905年结束科举之后，中国开始兴办现代教育，6年就能培养出一个相当于秀才的人才，但是，社会又没有一定的渠道来接纳他们，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清末的知识人，在上升通道、个人出路、自我认同等方面，与皇权专制时代的知识人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。

　　王学泰：科举取消，现代教育过早地让很多人具有了知识人的身份，社会又无法吸纳他们，这就有矛盾了。近百年社会动乱当然是跟社会贫困、外敌入侵有关，但动乱为什么长期结束不了？就是大量的知识人参加了社会动乱。这跟过早地结束科举制度，兴办现代教育制度，又没有足够的出路安排这些人有关系。